闻见｜耶格尔：美丽新世界——流亡美国的阿多诺

阿多诺在罗马演讲

文/洛伦茨·耶格尔

1937年秋天，阿多诺在回顾他在美国的学术经历时写道：“我收到了我的朋友马克斯·霍克海默发来的电报（......），说如果我愿意为一个广播项目工作，就有可能很快搬到美国。稍作考虑后，我回电表示同意。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广播项目；美国人对‘项目’这个词的使用，如今在德国被翻译成‘研究项目’，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领导，他专门研究大众传媒，遵循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路线。阿多诺现在的任务是研究音乐领域。该项目设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Newark），确切的说，是临时安排在一个未使用的啤酒厂。当我去那里时，通过哈德逊河下的隧道，我觉得我有点像在卡夫卡的《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中。阿多诺每天都坐火车从纽约到新泽西。有一段关于他的旅程的描述，充满了流亡者的忧郁：“没有艳遇”。

德国2003年发行的纪念阿多诺100周年诞辰的邮票

狄奥多·阿多诺 ，别译特奥多尔·W·阿多诺（德语：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德国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

在火车上，一个年轻女人吸引了他的目光，虽然她的衣服有点褪色，但看起来很优雅迷人。他带着怜悯和“热切的渴望”，望着她并微笑。她没有回应他的示好，而是拒绝了他：她“变得有敌意，并把裙子拉到她纤细的膝盖上。”人们会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乏味琐事：一个男人在女人那儿碰了钉子。但读者在这儿可以观察到一种被释放出来的、几乎不能控制的、对社会的批判性幻想。阿多诺怀疑这个年轻女子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维也纳或柏林，在那儿，这种调情会更进一步，但在这里却是另一番情景：“您不知道，你的手势说，我们在美国，这里不允许向女性搭讪，甚至一个微笑都不行，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只是回家，我只在想消遣的时候去寻乐。”对这一幕的社会学解释不断延申，最后女孩的反应成为了巨大的妄想（Verblendungszusammenhang）的一部分：“在不知不觉中，她屈从于环境（Dasein），它使她的美貌变成了一种自然的垄断，这是她在面对有权势的老板、忙碌的救助机构和没有耐心的亲戚时，唯一能做的。”在这一幕中，人们看到了促使阿多诺开展了社会学分析的巨大的悲伤——人们嘲笑哲学分析与实际动机之间存在着的差异。

1938年8月2日，格雷特·阿多诺写信给本雅明，说她已经开始布置在纽约的公寓了：“在13层有3个房间，可以看得见河景。虽然家具不是我选择的——为了节省一笔相当可观的关税，带来了法兰克福和柏林的旧家具——但我希望，这对我们和几个朋友来说是舒适的的，尽管不适合大型的聚会。”阿多诺的父母的情况令人担忧。在水晶之夜，即1938年11月9日的反犹太暴乱之后，留在德国的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极为艰难。阿多诺在1939年2月1日写给瓦尔特·本雅明：“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的父母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伤害。虽然我的父亲成功地被从监狱中救了出来，但在大屠杀中他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又受了伤；他的办公室也被拆毁了，并且不久之后，他被剥夺了对其所有的财产的支配权。我的母亲已经73岁了，她也被‘预防性拘留’了两天。”奥斯卡·维森格伦和玛丽亚·维森格伦·阿多诺勉强才得以逃离德国。1939年6月，阿多诺在哈瓦那与父母重逢，他们在几周前才抵达古巴。1939年底，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后来又搬到了纽约。后来阿多诺生活在加利福尼亚，通过定期写信与他们保持联系。

纽约市曼哈顿格林威治村克里斯托弗街 45 号，1938 年 阿多诺家族的临时住所

对阿多诺来说，在新泽西工作意味着对欧洲和纯粹的哲学推想的作精神上的告别。“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建议下，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与工作人员交谈，听到诸如‘喜欢和不喜欢研究’‘方案的成功或失败’之类的话语，起初我并不能理解这些。但就我的理解而言，这涉及到收集有利于策划中的项目在大众媒体这个领域中的地位的数据（......）”阿多诺很快意识到，这里没有什么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的空间。尽管如此，他还是扮演了一个实证社会学家的角色，并且，当他进行第一次“相当粗糙的、不系统的”采访时，他绝对感到了某种满足。工作结果使阿多诺感到悲观，而且促使了“文化工业”这个概念的提出：对古典音乐来说，广播意味着听觉的变形；对流行音乐来说，意味着听众的幼稚化，他们被提供了模式固定的音乐并玩笑式地进行拙劣的模仿，这使得他们失去了个性。在糟糕的意义上，广播中的音乐成为了一种宣传模式。阿多诺认为，歌迷的这种改变预示着政治上的强制统一。在《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第9卷中（英语名称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他以《论流行音乐》为题发表了他的调查和研究成果，署名T. W. Adorno，自从移居到美国后他就用这个名字，并且现在广为人知。

第一卷（1932 年）由 C. L. Hirschfeld在莱比锡的出版社出版。第 2 至 7 年（1933-1938 年）由巴黎 Felix Alcan 图书馆出版，最后两年第 8 和 9 年（1939/40 和 1941/42）以英文标题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在纽约自行出版。

广播研究给了他发展音乐社会学类型的第一次机会。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在他的音乐社会学中提出一个不同的听众的类型学，是因为新泽西的经验为之奠定了基础。一位“行家”（der Expert），阿多诺在50年代的《音乐社会学》杂志中这样写道，他是有选择地听，完全是有意识的，审视着作品的逻辑走向：“当他本能地跟踪哪怕是混乱音乐的过程时，他能分辨出先后次序：逝去的、目前的和未来的瞬间揉合在一起，从而析出一种意义上的关联。”而“好的听众”（der gute Zuhörer），在技术上比“行家”稍逊一筹，他理解音乐的方式如同理解一种语言一样，即使他不能解释其语法。这一类型属于历史上19世纪的高雅文化，但濒临消失。第三种，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类型是文化消费者（der Bildungskonsument），他们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资产来尊重，而且他们对表演者生平方面的了解比对音乐本身的了解还要多。“他期待着某些时刻，即那些所谓美丽的旋律、宏伟的时刻。总的来说，他把音乐神圣化了。不像这种文化消费者那么僵硬和外露的是“情绪化的听众”（der emotionale Hörer），然而，他利用音乐来调节、释放那些被文明规范压抑或驯服的冲动。俄罗斯音乐——阿多诺对它似乎评价不高——就是这一类人的最爱：柴可夫斯基和苏联的交响乐。与这种放纵的浪漫主义听众相对立的是“重新感受型听众”（Ressentiment Hörer），阿多诺认为这类人在德国占了大多数，是巴赫和青年运动之前的音乐的原作爱好者。他认为这种类型的听众主导着德国的音乐教育。

新奥尔良爵士乐队游行，1909 年

爵士乐迷（der Jazz-Fan），另一种类型的听众，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锋派，但实际上遵循的是简单的模式。对阿多诺来说，仅仅让收音机播放娱乐音乐的听众处于更低的层次。处于最低端的是不懂音乐和反音乐的人，他们缺乏任何振动的意愿：“让我们大胆假设，在当时，残酷的权威让这种类型的缺陷产生。”

作为一个处于流亡中的中欧人，阿多诺也看到了他新故乡的自然状况。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说：“美国景观的缺陷并不是浪漫主义幻想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历史的沉淀，而是手在其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并不只是说缺少耕地，并不是指未开垦的和常常只有灌木丛那么高的森林，而主要是指街道。它们总是突兀地将自然景色强行分开，它们越是平坦、越是宽广，它们闪着光的路面与杂草丛生的周边环境就越发显得毫无关联和粗暴。它们毫无生气。”他怀念大自然中的人类痕迹，怀念他家乡那通往幽静山谷的人行道和小路，“仿佛从未有人到达过这景色中......”

内华达州奥斯汀外的“美国最孤独的道路”标志

内华达沙漠中的美国50号国道

这一描述中也掺入了流亡的悲伤，德国成为了判断的标准。与这个美国的小插曲相应的是阿多诺在1940年代初的一个梦，甚至也许就是这场梦触发了他写下这篇对风景观察的文字。他所描写的场面就像是阿莫巴赫地区的高山小道，阿多诺陪着他的母亲和姨妈散步。但同时人们生活在美国的西海岸。“左面远处是太平洋。步行小道在一处似乎变得更为陡峭，或是无法继续前行。我试着在右边的岩石和茂密的灌木丛中寻找一条更好一点的路。”周围似乎无路可走，难以通过，做梦的人只得掉头返回，在归途中，一对说笑着的“黑人夫妇”碰上了他，他的神经才得以放松——然后，当他穿过一道大门后，他立定在那儿，“为幸福而激动，站在了班贝克的宫殿广场上”。但像是为了舒缓思乡之情，在《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下一段中出现了相反的表述，那是欧洲人在新世界里的典型感觉：美国自然景色之美，阿多诺写道，“哪怕那些最小的部分，都体现出这个国家的无法度量的广袤”。

托马斯·科尔，《牛轭湖》，1836年

1939年9月1日，随着德国对波兰的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几天后，承担了援助波兰义务的法国和英国也向德国宣战。但在希特勒迅速取得对波兰的胜利后，局势也不明朗。苏联与德意志帝国缔结了一个条约，该条约应诺将波兰东部的大片土地赠送给苏联，因而苏联在9月中旬也开进了它的这个西部邻国，并且与芬兰打了起来，此时，德国的西部边界是一片寂静。人们的说法是“假战”：法国尽管似乎已向德国宣战，但不想与其作战。1939年10月底，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会面，讨论一份政治宣言的草案，目的是要说明目前世界局势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作为短期目标，哲学家们要求德国无产阶级推翻德国政府，法国工人阶级推翻法国政府——因为边境的宁静，他们认为法国政府是纳粹的秘密盟友。“废除阻碍世界合理秩序的障碍是所有无产者的任务。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是与德国的战争。”苏联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让许多左翼流亡者感到震惊。草案似乎想避免这个问题：“俄罗斯必须被暂时搁置到一边，直到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理性的局面为止，然后或许再用暴力手段在俄国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社会。”革命仍然是目标。但是接受宣言草稿的无产阶级表现出明显的疑虑。霍克海默认为，“前景是，如果不是盲目地摧毁世界，那么无产阶级是不能很快地将它建立起来的”。而阿多诺则建议：“我们必须置身事外，决不能把自己与无产阶级等同起来。”所以草稿的第九条为：“对无产阶级的批判”。乌托邦仍然被坚持着，“解放的知识与人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隔阂。”这是在《启蒙辩证法》里多次出现的一个论点。

霍克海默在1941年搬到了西海岸，阿多诺最初留在了纽约。但两人合作的巨著（后来被命名为《启蒙辩证法》）需要两人在一起讨论。在1941年的整个夏天，霍克海默，这个“猛犸”和阿多诺，这头“河马”和“长颈鹿羚羊”（格蕾特尔·阿多诺）之间围绕迁居之事信件来往频繁，信中不时流露出对未来的一丝不安。“我与弗里茨谈过”，阿多诺在1941年7月2日写道，用那为他所喜爱的、在维森格伦德－阿多诺家里所赞赏的动物隐喻继续写道：“他特别热情并且容易接受新事物。他赞同您的观点，用铁路来运输马匹比较好，我们本来也倾向于这一看法。令人可悲的是，我们的迁居并不像民谣所唱的那样，可以用车来完成，可我们坚决相信您慷慨的猛犸预言，在好莱坞，汽车问题会被解决的。”另一次显得更为固执：“因此，如果你到时候断然下令，我们必须最终到达好莱坞，我们会非常高兴”。但尽管多次发出请求，霍克海默却并未点头同意。作为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他，面临着困难的外交任务，即巩固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要尽可能长地不让搬家计划有丝毫的泄露——这需要勇气。同时还要考虑财政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阿多诺建议三人共同——就是与格蕾特尔·阿多诺一起在空余时间去上精神分析班，“以便有一天他们可以开设一家疗养院，也许可以和梅宁格（Menninger）一起”。可霍克海默不想这么做，他生硬地回信说，精神分析会产生“可怕的愚蠢影响”；“你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辩证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教义，一旦被天真地接受，听起来是多么的狭隘。”

霍克海默（左前方），阿多诺（右前方）与哈贝马斯（背景右方）, 1965年摄于海德堡。

1941年11月10日，高兴的阿多诺终于可以给霍克海默写信了：“亲爱的马克思，如果能把凯撒里的句子alea est iacta（骰子已被掷下）翻译成更谨慎的语言，现在也许是引用它的恰当时机。我可以想到斯瓦比亚上校的色当演讲，我相信你可以说得比我们写得更有说服力：先生们，30年前的今天，普鲁士的军队用铁拳砸住了高卢雄鸡的尾巴。如果一切顺利，今天该是星期六。我们乘车去克利夫兰，在那儿过夜，星期天继续前往芝加哥，晚上去野蛮的西部。到达洛杉矶的时间应该是星期三，太平洋时间上午八点三十五分。”撰写哲学著作的工作可以开始了：“啊，马克斯，现在终于万事俱备了，我们可以来共同完成它了。”

在美国西海岸定居的移民——有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电影导演弗里茨·朗、阿尔弗雷德·德布林、阿诺德·勋贝格、布鲁诺·法兰克、赫伯特·马尔库塞、汉斯·艾斯勒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生活在一种后来被描述为“天堂的流放”的状态：陌生人，无家可归，但在棕榈树下的宁静环境中，虽然有时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富裕，特别是像海因里希· 曼，但他们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有些人，如弗里茨·朗和威廉·迪特尔，在好莱坞立足了。他们时常见面，因为反对纳粹德国而团结在一起，但绝非总是相互友好。相互熟悉的流亡者们组成了小团体，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内部气候。他们因为事业的需要而一起工作，但在下一刻就会做出怀疑或纯粹嫉妒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们也聚在一起讨论和工作计划。布莱希特为朗设计场景，艾斯勒为其电影《刽子手之死》（Hangmen also die）作曲。阿多诺与托马斯·曼和艾斯勒一起工作——阿诺德·勋贝格严厉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他根据布莱希特的诗歌创作歌曲，并就小说《浮士德博士》向托马斯·曼提供建议，而后者又是布莱希特忍受不了的。这是产生流言輩语的最好气氛，风言风语是够多的了。

1943年《刽子手之死》的海报

在魏玛共和国仍在执政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曾计划创作一系列关于阶级斗争中的知识分子的讽刺寓言。场景最初设置在遥远的中国，它是关于Tuis（德语中“Intellektuelle”是知识分子的意思，布莱希特将该词分为Tellekt·uelle·in，并取其首字母来代表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的。布莱希特在知识分子的政治中更多地看到了适应和反抗之间的滑稽扭曲，这个题目给他提供了机会，使他作为一个诗人从知识分子的摇摆中抽身。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包豪斯的艺术家，最后还有社会学研究所，都成为他厄伦史皮格尔式讥诮和靡菲斯特式影射的目标。1941年8月，布莱希特记下了瓦尔特·本雅明死于西班牙边境的每个细节。他通过贡特· 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收到了本雅明的论文《论历史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这些论文被送到了社会研究所，他对这部作品的反应是充满了钦佩之情。从语调上来说，决裂的口吻并不是很严厉，记录是这样写的：“ 现在说说幸存者! 罗尔夫·纽伦堡，在一个花园聚会上，遇到了霍克海默和波洛克这两个小丑，他们是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的两个知识分子。霍克海默是个百万富翁。波洛克只是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能在他居住的每个地方购买一个教授职位，以对外界掩护研究所的革命活动，这次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但自从大规模的针对言论的搜捕进行之后，霍克海默已经失去了‘出卖自己灵魂’的欲望，‘而这是在一所大学里或多或少都有的事’，他们都搬到了天堂般的西部。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学术团体——他们用自己的钱维持着十几个知识分子的生存，作为回报，他们必须交出自己所有的作品，却不能保证期刊会出版这些作品。因此可以说，‘这些年来，节省研究所的钱是他们的主要革命职责。’”

这些描写夸张到了扭曲的地步，但也足够有趣。在Tuis小说的注释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恶意的目光，这是在当时写的：“波洛克为费利克斯”——也就是费利克斯·威尔——找女人，后者与她结婚。然后，他收取什一税。研究所开始从事投机活动，它得生存下去。霍氏会被人瞧不起，“如果他把低微的知识分子的咖啡屋指给客人看。研究所必须不断地获得经济来源，这是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是不可能开展革命工作的”。汉斯·艾斯勒在回首往事时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他与汉斯·邦格的谈话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霍克海默是研究所的所长，波洛克是所里管经济的，他的工作不是学术研究，而是炒卖房屋，炒卖地皮。”艾斯勒称霍克海默为“gefinkelt”——在维也纳方言中是狡猾、聪明的意思。当然流亡中的研究所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咨询点，他们希望自己的文章有刊登的可能性，并因此得到稿费，尽管稿费低得可怜。为维护自己的名声，在得到稿约或资助时还得遮遮掩掩，谨慎从事。

可供创作讽刺作品的素材不仅只是研究所在经济上的做法，在那些希望得到补助金的人当中，也会发生些离奇的事情。1942年秋，阿多诺收到了一封恩斯特·布洛赫的求救信，后者迫切地请求他给一些钱：“我洗盘子的工作也丢了，因为我的速度跟不上。现在我数纸张，把它们用绳子捆起来，然后搬到车上去(……)。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昏暗的简陋小房间里打包。尽管这个工作是无产阶级的，可我并不在无产阶级之列。事实上，这个工作是流氓无产者的。”阿多诺对他的老朋友发出的这一惊人的信息作出了反应，为恩斯特·布洛赫发出了可悲的公开呼吁，劝说德国移民不要将这位哲学家抛弃：“《乌托邦精神》和《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的作者作为流亡者，在波士顿失去了洗碗工的工作。他无法跟上规定的速度；革命的神学家无法适应，这一点就像那些有工作可做的人和要求重建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不被原谅，而后者则写下了不可建构的问题的身影。”1942年11月27日，这一呼吁出现在纽约的《建设》（Aufbau）上。现在，这位布洛赫，这位威廉·豪夫的崇拜者，用这封大事渲染的呼救信，让他自己编造谎言的天才露了一下脸——后来搞清楚，这竟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童话。因为他既不用洗盘子，也不用在一间昏暗的简陋房间里捆扎废纸。事实上布洛赫希望悄悄地搞到一笔补助费，因为他把阿多诺——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称后者为“富有的维森格伦德先生”——看做是“七人团”中的一位，“先生赋予他们以财富”，而他无法克制对霍克海默的嫉妒，“他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一幢房子”。这场丑闻过后，阿多诺和布洛赫之间的关系恶化差不多达20年之久。直到布洛赫在60年代初从民主德国移居联邦德国后，友谊才得以恢复。

Aufbau, Vol 1. No. 1, December 1, 1934. First Issue. LBI Library, C14.

一对夫妻在草地上阅读Aufbau

Aufbau是一本面向全球讲德语的犹太人的杂志，于1934年创立，是流亡中的德国人中重要的反纳粹出版物。汉娜·阿伦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和斯特凡·茨威格为该出版物撰稿。

当然，欧洲的战争进程是移民们讨论的一个原因。研究所的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当时写了一篇文章《纳粹是一种新秩序吗》，这篇文章出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第九卷中，他在文中警告说不要过度乐观。波洛克认为，“既然国家资本主义的德国经济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人们不能指望经济的崩溃。能够指望的是在军事上战胜民族社会主义，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失业和生产过剩危机的学说不再适用。索玛·摩根斯坦指出了1941年的情况：“在好莱坞的流亡者聚集地爆发了恐慌。普遍的情绪是：战争形势已经确定了，纳粹已经赢了。”这个情绪的引导者是霍克海默教授和他的研究所。只有两个半乐观主义者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认为希特勒会输掉战争，他们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几句话的作者，以及半个汉斯·艾斯勒。

悲观主义者则阅读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是赫胥黎一篇论文小说的标题：一个消极的乌托邦，其中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它通过培育工作奴隶、以毒品为基础的娱乐业和对人口进行广泛的文化工业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列宁娜”和“托洛茨基”的名字指向苏联的极权主义，但这个世界的大圣人是福特——正是亨利·福特，他想让资本主义给小人物也带来好处。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物质方面的重重困难已得到克服，只是人们丧失了自己的尊严。难道这就是世界要去的那个状态，到末了竟然是欧洲的集权主义和美国的娱乐工业成为同一个东西？

研究所组织了一个关于需求理论的研讨会，就赫胥黎的恐怖设想进行辩论。与会者包括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客人包括哲学家贡特·安德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汉斯·艾斯勒、路德维希·马尔库塞、汉斯·莱辛巴赫和罗尔夫· 纽伦堡。根据贡特·安德斯的回忆，这些会议一直持续到1942年夏天，试图将两个实际上并无密切联系的圈子聚集在一起，但还是要让它们在思想上有所接触，即布莱希特圈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圈子。资本主义是否会成功地满足迄今为止的弱势群体的物质需求，从而最终切断社会主义视角？除了赫胥黎的论述，学员们还面临着尼采关于“末人”的负面形象，即在繁荣和全面供给中丧失了创造自由的人。阿多诺在一次会议上问道：“怎样看待饱足这一问题？尼采对那些满足的面孔感到厌恶，因为饱足者的满足是由许多人的无意义的痛苦来支付的，并通过恶意的行为将其反映出来。他不相信能通过让步来消除饥饿。我认为，这与渴望这个概念有相似之处。我们该尝试做一些翻译工作，去完成短期唯物主义之外的东西。”阿多诺提出的“关于需要的论文”更具体地处理了饥饿的问题：被理解为自然范畴的饥饿，可以用蝗虫和泥饼来满足，许多野蛮人都吃这些东西。满足文明人的具体饥饿需要给他们一些他们不厌恶的食物，而整个历史，在厌恶和它的对立面中得到体现。”

一个解放的社会是不会用坎贝尔的坏汤来凑合的。整个夏天他们都在讨论食品的哲学问题：“文化始于饮食”。霍克海默说，尼采的“末人”“不是能吃到足够肉的人。尼采是以此来描述整个的知足文化”。一份记录写道：“所谓的物质需求不能被认为是不值得的。今天，它们是大众统治的一种手段。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精神上的饥饿感”就会出现。布莱希特和艾斯勒像往常一样，扮演着捣乱者的角色，他们拒绝关于赫胥黎的任何讨论。

在当时关于食物及其质量的大辩论结束后，它们在夜里又一次出现在阿多诺面前。“洛杉矶，1942年12月初，我参加了一个盛大的、规格极高的宴会。”法兰克福的棕桐树花园成为梦中戏剧的场所：“在我走过的一张桌子旁，出身于一个著名银行家家庭的两个男性成员，正在进行一场情绪极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用这种方法烹调出来的、形状奇特的、特别鲜嫩的小龙虾是否可以将壳也吃下去——就像吃美国的软蟹。人们一再强调，这样做是为了保留壳——这个最为鲜美的部分——的味道。这一位劝对方吃，说这种说法有道理；而另一位考虑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大骂他的亲戚竟然让他连壳吃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对梦中的事情该作何感想。一方面，我发现关于食物的争论是不值得的，另一方面，我不禁佩服那些拥有索玛（Soma）能力的人，竟然可以无情地宣示他们庸俗的物质主义。”最令人惊叹的菜肴被端上桌，但只是开胃菜，而做梦者的快乐已经被一个他认识的炫耀的女人成为他的女伴的事实所破坏。“现在端上来的是真正的餐前小吃，为女士和先生们准备的花色品种各不相同。男士们的菜肴味浓、调味品放得多，流香四溢；我记得有一道冷菜是浇有红色调味汁的小肉排。女士们的餐前小吃是素的，但精致可口：棕榈骨、韭菜、油炸菊苣——在我看来，就是美味佳肴的典范。”这就是一个实际中的乌托邦吗？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在我无名的恐惧和公众的关注之下，我的女伴突然大声呼喊服务员，就像是在一家餐馆似的，而事先说好在来客多的情况下客人不可为自已另外点菜。她不仅想吃女士们的开胃菜，也想吃先生们的开胃菜，她不愿意被歧视。没有等到她的抱怨有什么结果，我就醒来了。”错误中没有真正的饭菜，梦中也没有：非人性的东西作为不得体的举止将继续存在下去。

本文节选自《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洛伦茨·耶格尔著，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根据原文对译文有所修改。

编辑 丨周求霈

校对 丨李昊玮

审核 丨赵逸洲